在「國際日本研究」聯盟於2019年(令和元年)12月21日(週六)至22日(週日)兩天,於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文研)舉行的「環太平洋學術交流會議」上,特別榮幸邀請到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校長徐興慶先生進行題為「跨越國界的知識交流─共存與未來的思考」的主題演講。承蒙大會給本人擔任評論員的機會,得以與徐先生有所結識,因此,我僭越地借此機會,介紹徐先生的個人風範、學術背景,以及他的學術活動與研究成果。
徐先生1956年出生於台灣,1983年自東吳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畢業後,赴日本九州大學研究所留學,並於1992年取得該校文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目為「近世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以朱舜水為中心」。此外,他在2012年也獲得日本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的論文博士學位。在研究與教育方面,徐先生曾在東吳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台灣大學等校任教,也曾在日本的天理大學、關西大學以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等機構進行訪問研究與教學。他曾任國立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與系主任、日本語文學研究所所長,自任教台灣大學開始,即主持諸多國際學術交流的專案計畫,此外,自2018年起,他擔任中國文化大學院長、校長等要職,在第一線發揮管理大學行政的長才,這些成就早已不言而喻。
此外,徐先生自2011年(平成23年)10月至2012年(平成24年)9月,以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國人研究員身份滯留京都一年。同時,作為「東亞日本研究者協議會」的發起人之一,與當時的其他四位發起人──朴喆熙(首爾大學國際研究院院長)、徐一平(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主任)、李康民(漢陽大學日本學國際比較研究所所長)以及小松和彦(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長)──共同在協議會的設立與運營上貢獻了極大的力量。因此,徐先生與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淵源也相當深厚。
徐先生的主要研究專長集中在近世至近代的中日學術、思想與文化的交流史與交涉史,其研究領域還延伸到日本近世儒學、漢文學,以及面臨西方文明東漸的近代東亞知識分子在現代性問題上的思索,涵蓋歷史學、比較思想史等極其多元的領域中,開展了諸多研究,在這些領域中,不僅在台灣、中國、日本等東亞地區,甚至在全球範圍內,都處於該領域的主導地位,並且取得了極大的成就。
徐先生在學問上的特徵,是在東亞規模上展現了極其宏觀的視野與問題設定作為骨幹,同時其研究方法以非常實證、穩健且周到細密的研究而聞名。他透過大量的文獻資料搜尋和探討、重要文獻的發現以及實地的田野調查等,展現出歷史學家的實證態度與方法論,這種兼具大格局與嚴謹實證的學問風格,實在值得大書特書。這樣的學問性格,毫無疑問是徐先生本人對學術研究踏實的態度與性格,同時也得益於他出身於台灣,具有地緣政治的優勢地區。此外,他留學的九州曾是日中兩國文化交流的樞紐,這也對他的學術風格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徐先生的研究成果同時以中文與日文發表,在質與量上都達到了驚人的成就,這一點也得到了廣泛的共識。
在徐先生的學術研究成果中,圍繞中日學術、思想與文化的交流史及交涉史的領域,特別是對於朱舜水(1600-1682)的深入研究,展現了他非凡的投入與專注。值得一提的是,他對朱舜水著作的書誌學及文獻實證的基礎研究,為該領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此基礎上,他對朱舜水的事蹟與思想進行的扎實研究,成為學術史上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源。江戶初期儒學者柳川藩儒安東省菴(1622-1701)曾於長崎拜訪朱舜水,並師從於他,兩人之間有大量的書信往來,這些書信及相關的筆記、筆談資料於1980年代公開,徐先生以此為基礎,進行了廣泛的史料調查,為朱舜水研究開闢了新的一頁。其中的具體成果之一,是他編校的《朱舜水集補遺》(台灣·學生書局,1992年)以及《新訂朱舜水集補遺》(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東亞文明研究資料叢書,2004年),這些著作校勘了許多《朱舜水全集》未收錄的史料,並對其進行了編纂。此外,徐先生也組織研究團隊,在水戶德川家所藏漢籍的整理工作中,對朱舜水、德川光圀等相關的水戶彰考館典藏的文獻整理,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徐先生不但專注於朱舜水的研究,還從國際視野,分析在明清交替時期東渡日本的儒學者、僧侶及文人的文化與思想交流進行了廣泛的論述。其中涵蓋隱元隆琦(1592-1673)與獨立(性易)禪師(1596-1672)等明朝遺民身份的僧人,他們的事蹟與思想同樣是徐先生研究的重點,這些成果匯集在他的宏大著作《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東亞文明研究叢書,2008年),此書系統化地展現了他的研究成果。
再回顧徐先生對日本近世儒學與漢文學的研究成果,他先後編纂了《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東亞文明研究叢書,2004年)、《江戶時代日本漢學研究諸面向:思想文化篇》(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東亞文明研究叢書,2009年)等著作。近年來,徐先生的研究領域更進一步擴展至東亞的文化交流與知識分子的現代性問題等更具原理性的探討。共編著作方面,有《東亞文化交流:空間·疆界·遷移》(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東亞文明研究叢書,2008年)、《東亞知識人對近代性的思考》(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東亞文明研究叢書,2009年)等學術作品,這些研究成果陸續公刊問世。
徐先生的日文著作也非常豐碩,在博士論文之後,深入探討近代以來諸多中日文人之間的思想交流,出版了重要著作《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04年),進而將研究視角轉向東亞的近代,特別關注文明轉型期中,中國、台灣與日本的知識份子在面對思想上的苦悶與探索時的轉變與努力。他以更具哲學性與原理性的問題意識為基礎,出版了引人關注的著作《東アジアの覚醒―近代日中知識人の自他認識》(東京:研文出版,2014年)。
在此,針對世界學術潮流、「國際日本研究」聯盟的活動,以及此次「環太平洋學術交流會議」的相關性,我試圖對徐先生的學術活動與實踐的意義進行個人的總結。在「環太平洋學術交流會議」的首日運營會議中,各國與會學者關注的焦點在當前世界的歷史學與亞洲研究等領域以及跨界交流、移民等主題,某種意義上,這已成為一種研究的潮流。而徐先生早在數十年前就已精確地預見了這一學術趨勢,令人深感敬佩。徐先生的研究不僅於個體的文化交流,他對學術、思想和文化交涉與文化融合等主題研究,提供了一個足以超越傳統單一國家視角的全新框架,這正是近年來特別受到關注的研究領域。在「國際日本研究」聯盟以及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我們也致力於將國際化與「他者視角」融入日本研究之中。在這方面,徐先生的思惟無疑是我們必須學習的重要先驅者。
此外,徐先生具體的學術活動與實踐之一,是他在「環太平洋學術交流會議」上的主題演講「跨境的知識交流─共存與未來的思考」,該演講展示了他寬廣的學術視野。徐先生不僅致力於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及日本研究中心的創設與運營,亦在執行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的「日本與韓國研究平台」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現在,他作為中國文化大學的校長,推動國際日本研究及國際台灣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在行政管理方面,他展現了卓越的領導才能,並且他的實踐和活動也為「國際日本研究」聯盟及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未來方向提供了寶貴的模式。「環太平洋學術交流會議」結束後,他擔任本研究中心(日文研)「國際日本研究」聯盟的外部評估委員會主席,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見解,對此本人深表謝意。
徐先生在主題演講中,特別強調了以下三個要點:第一: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之間的對話與融合,這一主題與「國際日本研究」聯盟在2018年舉辦的工作坊(「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對話─從國際日本研究的角度」)相互呼應。徐先生將台灣各大學的研究生與年輕學者聚集起來,開展多元領域的國際學術研習營,這一舉措成為國際學術交流的典範,為我們明示了未來發展的方向。第二:強調東亞研究的框架中,必須涵蓋越南研究的重要性。從歷史的角度而言,越南屬於儒教文化圈,因此在東亞框架下進行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透過回顧過去的交流史,我們可以看到,將越南納入東亞研究範疇,對於深入理解東亞與越南的關係至關重要。第三:徐先生在演講結語時提及:從「區域研究」向「廣域研究」的發展,具有前瞻的重要意義,值得特別一提。
此次,「環太平洋」主題的構思,主要來自本研究中心的坪井秀人教授(「國際日本研究」聯盟主席)和牛村圭教授(環太平洋學術交流會議實行委員會主席)。在聆聽徐先生的演講後,我們更加認識到「以東亞為視野」的重要性。同時,我們也考慮到,如「東亞日本研究者協議會」的組織,有可能在未來超越這樣的框架,擴展到更廣泛的區域研究,如環太平洋、亞太地區、印度洋或北美等,這個發展方向是可以預見的。
✽出處:
《從環太平洋視角思考「日本研究」》(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2021), 第95-1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