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緣起

　早期日本文化深受中國影響，唐朝律宗高僧鑑真（688－763）於開元年間，獲聘渡日，弘法傳教於東瀛，是中古時期日本文化之開拓者，亦是日本國戒律之始祖。近世明清之際的儒者朱舜水（1600－1682）於明清鼎革之際，抱孤臣之心，奔走海外，在悲憤泣血之餘，闡揚其經世致用之思想，孕育「尊王攘夷」之思潮，而於日本水戶開花結果。朱舜水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實與鑑真前後輝映，觀其偉蹟，中外史乘，誠屬罕見。朱舜水的生平事蹟，在日本流傳極廣，朱舜水研究早在十八世紀之初即已開始。

　本書原係 1992 年由臺灣學生書局出版，距今已逾十二載。承蒙中日學界研究朱舜水與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進閱讀參考，屢獲中外學者專家的厚愛與指教，內心尤存惶恐與感謝。惟本書已絕版多年，常有同道催促，盼能再版。本書得以最新面貌呈現給各位讀者，實有賴於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計畫總主持人黃俊傑教授、日本語文學系主任陳明姿教授、中國文學系張寶三教授、鄭吉雄教授、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楊儒賓教授等師友的鼓勵、指導與肯定，才得以順利再版。

　又蒙黃俊傑教授為我寫序，說明本書的參考價值，增添光彩，藉此一併致申謝意。本書所收錄的朱舜水原始資料與相關註解除保持原有內容之外，再加入拙稿〈朱舜水對東亞儒學發展定位的再詮釋〉乙篇，藉以闡明朱舜水與江戶時代前期的日本官、儒各階層交往的情形，並分析江戶前期各家思想之深層結構及脈絡，進而探討朱舜水對當時日本思想界、水戶學派及《大日本史》之修史事業等中日文化交流的影響，以詮釋朱舜水在東亞儒學發展的定位問題。

　此外，本書在卷一書簡中增錄江戶時代前期的加賀藩儒官木下順庵（1621-1698）於 1672 年（寬文 12 年）在江戶（今東京）與朱舜水往來之書簡十七封。（原文藏於日本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收錄《錦里文集》十七卷。）

　朱舜水在日本二十二年的講學生涯當中，戮力經世濟民之實踐哲學，他說：「吾道明明現前，人人皆具，家家皆有；政如大路，不論上下、男婦、智愚、賢不肖，皆可行得，舉足即有其功」（答小宅生順問），將「木豆瓦登布帛菽粟」之學，說得淺顯易懂，並實際運用於日常生活之上。朱舜水認為日本社會「未聞有孔子之教」，因此，他致力於傳播正統的儒學文化，以達到改造日本社會、實現儒家政治的理想，這是赴江戶及水戶講學之主要目的，也是當時高居幕府副將軍之位的德川光圀（1628－1700）傾心其理念而尊聘為「國師」之關鍵所在。朱舜水與日本儒者們的交往，未必完全得以語言溝通，但是彼此能以筆談，或書簡，或問答的方式作學術交流，達到傳播及普及學說之目的。這些三百多年前朱舜水與各學派儒者往來的相關紙本，由其日本的弟子們陸續匯集成多種版本的《朱舜水全集》，此為我等同領域的研究學者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料。尤其，筆者有幸能在日本蒐集到如此大量的朱舜水真蹟，引起中日學界矚目，令人雀躍不已。筆者以為朱舜水研究不僅是中日文化關係互動的研究，同時也是詮釋從近世到近代東亞文明發展史的研究，相信這些原始資料可以提供同道學者更多角度之研究素材。

　朱舜水大量真蹟流傳於日本之際，兩岸學者知之甚少，因此早期研究朱舜水的文章並不多見；直到晚清赴日的留學生相繼將朱舜水在日事蹟與史料回傳之後，相關的研究論文即如雨後春筍，陸續刊行；爾後，朱舜水研究遂廣受重視。晚清思想家王韜（1828－1879）於 1879 年赴日後，其所撰《扶桑遊記》上卷之記事中，曾經讚揚朱舜水為德川光圀作《學宮圖說》乃「開日本文教之先聲」。1912 年流亡日本的維新人物康有為（1858－1927）更作「懷朱舜水五首」詩，悼念朱舜水襄助德川儒學之盛的義行。民國成立之後，研究朱舜水者首推梁啟超（1873－1929），他不但推崇朱舜水與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顏習齋並列清初五大學師，並為朱舜水撰寫年譜，更在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嚴厲指出：「舜水之學說未在中國普及，乃國之不幸也」。此外，梁任公在〈明清之交中國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中，亦提論朱舜水與黃宗羲的學風之異同，介紹朱舜水在中日文化界的重要性。

　綜觀目前海峽兩岸及日本學者研究朱舜水的相關論文，已逾四百餘篇，朱舜水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所占地位，可見一斑。為方便讀者查閱參考，本書附錄三「朱舜水研究參考文獻」，收集截至2004 年 6 月為止之參考資料（含 A、傳記資料，全集，詩文 87 種，B、專書 136 種，C、期刊論文 284 種，D、中日相關新聞記事 22 篇），提供讀者參閱指教。

二、《朱舜水全集》的版本說明中外學者研究朱舜水，泰半以其全集所載內容作為探討依據。今其全集之版本多達九種，茲將諸版本略述如下：

（一）、《明朱徵君集》十卷，日本加賀藩儒臣源（五十川）剛伯（？－1699 ）於 1684 年（清康熙 23年、日本貞享元年）編纂。朱舜水去世後，其諸多遺著和書簡，最早由弟子源剛伯輯成《朱徵君集》十卷問世。源剛伯原為木下順庵（1621－1698）門生，後為朱舜水之近身弟子，著有《霍皐集》、《助語集要》、《詩範》、《學問聚辨》等書問世。在《朱舜水全集》中，收錄兩人交往之問答甚多，朱舜水在學問上對他多所傳授，《朱徵君集》即朱舜水最早傳世的遺文，全由源剛伯一人編輯成書。此稿尚未付梓，通稱「加賀本」。

（二）、《朱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由招聘朱舜水赴江戶（今東京）並謙執弟子禮之水戶藩主德川光圀編輯，其子德川綱條於 1715 年（清康熙 54 年、日本正德 5 年）校刻完成。當時朱舜水門生，曾任彰考館總裁，擔任《大日本史》編輯大任的水戶藩儒臣安積澹泊（覺，1656－1737）之手校本，現藏於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通稱「水戶本」。本書收錄朱舜水之遺文墨寶計六百七十四篇，前有曾與朱舜水交往最親近的福岡藩儒安東省菴（1622－1701）之序 ，末有安積澹泊之跋。分詩一卷，賦一卷，疏、揭、策問一卷，書信八卷，啟、雜帖一卷，問答三卷，議一卷，序一卷，記、跋一卷，論辯、雜說一卷，贊、 箴、銘一卷，碑銘一卷 ，〈改定釋奠儀注〉一卷，〈陽九述略〉一卷，〈安南供役紀事〉一卷，另附錄朱舜水門生所撰之行實、傳記、祭文一卷。

（三）、《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由茨城多左衛門於 1720 年（清康熙 59 年，日本享保 5年）編纂，此版本附有德川綱條、朱舜水門生安東省菴之序文及安積澹泊之後序，通稱「享保本」。

（四）、《朱舜水全集》二十八卷，稻葉君山博士編纂，於 1912 年（民國元年、日本明治 45年）由東京文會堂出版。此版乃「水戶本」與「加賀本」之合刊，通稱「稻葉本」。本書卷之一有奏疏、賦、書，卷之二至卷之八為書簡，卷之九為啟，卷之十至卷之十二為尺牘，卷之十三為策問、論、說，卷之十四為議、辨，卷之十五為對，卷之十六為序、記、志、規、箴，卷之十七為贊，卷之十八為銘、碑銘，卷之十九為祭文，卷之二十至卷之二十三為雜著，卷之二十四至卷之二十五為批評，卷之二十六為釋奠儀注，卷之二十七為陽九述略，卷之二十八為安南供役紀事。附錄一為朱舜水弟子安積覺與今井弘濟合撰之〈舜水先生行實〉，敘述朱舜水一生之思想、行誼及學問。附錄二為略譜，附錄三為《明朱徵君集》，附錄四為朱舜水之詩集〈泊舟稿〉，附錄五為安積覺撰之〈朱文公遺事〉，附錄六為祭文、碑文、墓文。

（五）、《舜水遺書》二十五卷，係由新儒學家馬浮於 1913 年（民國 2 年、日本大正 2 年）依據「稻葉本」刪定而成，另有附錄三卷。卷首有曾任辛亥革命軍督軍，光復杭州的杭州人士湯壽潛之序，此版通稱「馬浮本」。

（六）、《朱舜水全集》，此版由臺北世界書局據「馬浮本」排印，於 1962 年出版。

（七）、《舜水遺書》，文集二十五卷，釋奠儀注一卷，陽九述略一卷，安南供役紀事一卷，附錄一卷。此版由臺北古亭書屋據「馬浮本」排印，於 1969 年出版。

（八）、《朱舜水集》，此版由朱謙之整理，分上下兩冊，由北京中華書局於 1981 年出版。係據「稻葉本」校勘，並參照各本加以增補改訂，為目前最易閱讀、參考之版本。

（九）、《朱舜水全集》，此版由北京中國書店據「馬浮本」排印，於 1991 年出版。

除以上九種全集之版本外，尚有 1708 年（清康熙 47 年、日本寶永 5 年）書林茨城多左衛門所刻《舜水朱氏談綺》，乃朱舜水門生人見野傳（？－1696 ）詢問簡牘素牋之式、深衣幅巾及喪祭之制；今井弘濟（1651－1689）以「所聞事物名稱」等有關記錄，由朱舜水門生安積覺編輯而成。全書計上、中、下三卷，分裝元、亨、利、貞四冊，卷首有寶永 4 年（1707 年）丁亥仲冬水戶府下澹泊齋安積覺敘。中國華東師範大學上海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已據此本於 1988 年影印出版。

三、在日本調查朱舜水真蹟文獻之經緯

　朱舜水於 1659 年（南明永曆 13 年、清順治 16 年、日本萬治 2 年）渡日初期，曾居留長崎六載，朱舜水客寓長崎期間，適值日本德川幕府實施「鎖國」外交政策，居留日本異常困難。幸得福岡藩儒安東省菴多方奔走，始獲幕府當局准其永住，但他仍不忘明朝興亡，常以國讐未雪為憾。曾曰：「所持者舊邦二、三之忠臣，所仰者明室累世之積德耳。」（舜水先生行實）省菴體念其欲保全忠義之決心，更欽仰其學殖德望崇高，終身師事舜水。當時舜水孤身飄然、顛沛流離，省菴知其生活偃蹇，分己祿俸之半，援渠不能自艾之舉，早為中日學術交流引為佳話。朱舜水後以賓師受聘於德川光圀，趨往江戶及水戶講學，前後長達二十二年之久。其間與日本朝野各界人士交往之有關書牘及史料，泰半雖刊載於其《全集》，惟閱日人有關論著後，嘗思流傳於日本而仍未公開之朱舜水真蹟為數應在不少。在此疑問及衝動下，筆者隨即著手進行有關朱舜水未刊資料的蒐集與整理工作。1986 年 12 月，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將「安東家史料目錄」公諸日本學界後，筆者在九州大學恩師中村質教授，及時任該館學藝員的中野等先生（現任九州大學助教授）之協助下，立即前往查閱。比對之後，發現該館所藏資料含安東省菴至其九代子孫安東魯菴歷三百餘年之各代書牘、書籍、古文書等類，其中與朱舜水有關之書簡、筆語等真蹟，即佔總數近半。又安東家所藏史料另有朱舜水與明末清初渡日人士往來之信箋，經筆者與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之《朱舜水集》對照結果，發現其中未刊載者為數頗多，即一併網羅、解讀與注釋，故本書稱之「補遺」。

　此外，筆者先後往訪日本九州佐賀縣鹿島市祐德稻荷神社（中川文庫）、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耆舊得聞》等學術及宗教機構，蒐得為數不少的朱舜水與日本相關儒者對話之未刊抄稿。又，1998 年筆者在日本天理大學交換講學期間，承蒙橋本武人校長、天理大學圖書館顧問金子和正教授協助，得以參閱該館典藏的兩種珍貴史料；一為朱舜水於 1657 年（丁酉、日本明曆 3 年），接到南明魯王敕書之後，因人在安南，又逢「安南之役」，無法奉召回國而親筆寫的案文〈上監國魯王謝恩奏疏•前疏〉。二為 1668 年（戊申、日本寬文 8 年）朱舜水在水戶講學時，為其弟子水戶藩士安積覺所訂之〈逐日功課自實簿〉原本，並得原本影印。上述資料內容泛含朱舜水的學術思想主張及忠臣意識之體現，極具探討價值，希望本書所刊載的珍貴資料，有助於各位讀者多角度之朱舜水研究。

　筆者在日本蒐集、比對及注解朱舜水的原始書簡長達兩年，期間承蒙恩師中村質先生（九州大學名譽教授）、町田三郎教授（九州大學名譽教授•純真女子短期大學校長）、福岡教育大學校長菰口治教授、佐賀大學井上敏幸教授、九州大學中野等助教授、柳川古文書館館長藤丸三雄先生、祐德稻荷神社宮司鍋島朝倫先生、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小宮木代良先生，及考選部前部長唐振楚先生、我國前駐日公使•中國文化大學外語學院院長宋越倫先生、中央研究院劉序楓教授、朱德蘭教授給予多方指導與協助。並得日本佐賀縣武雄市「如蘭墊」及江崎信夫先生、藤澤博文先生、諸位先生之助，謹此申謝。

　最後，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佐賀縣鹿島市祐德稻荷神社、國立國會圖書館以及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天理大學天理圖書館等資料原藏單位允承筆者出版，同時由黃俊傑教授費心安排相關出版事宜，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慨允付梓，在此一併致謝。惟筆者才疏學淺，朱舜水原文書簡之筆跡、文義扞格難窺，解讀未能盡善，所幸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張寶三教授•鄭吉雄教授及尊夫人呂敏慧女士、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楊儒賓教授等專家師友惠予批正原文斷句與疏漏，並參酌兩位審查人之修改建議，加以補正，謹此誌謝。本書有未當或遺漏之處，責任全屬筆者，尚祈各位讀者不吝斧正。

徐興慶 謹識於臺灣大學

2004 年 9 月 3 日

序一

《新訂朱舜水集補遺》這部書，是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徐興慶教授多年來辛勤撰集日本各史料收藏機構所藏有關朱舜水的資料，編輯而成的史料集。徐教授將他蒐集的朱舜水資料，與 1981年北京中華書局所出版的《朱舜水集》細加比對，增補未出版文件，交由臺灣學生書局出版，此書可以補《朱舜水集》之不足。因此書已出版多年，徐教授爰重新修訂及補充相關資料，並加上導論〈朱舜水對東亞儒學發展定位的再詮釋〉一文，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故顏之曰：《新訂朱舜水集補遺》。承蒙徐興慶教授的好意，囑我寫些閱讀本書的感想，以作為讀者的參考。

在東亞儒學史上，朱舜水（之瑜、魯璵，1600－1682）是極少數在明朝滅亡滿清入關後違棄中原遠適異邦的儒者。舜水原籍浙江餘姚，明末曾流寓安南（今之越南北部），後輾轉抵達並長居日本，水戶藩的德川光圀（1628－1700）對舜水執弟子之禮。年八十三卒於江戶，客死異鄉。清末曾任駐日公使館參贊之詩人黃遵憲（1848－1905）有〈朱舜水〉詩云：1

海外遺民竟不歸，老來東望淚頻揮。

終身恥食興朝粟，更勝西山賦采薇。

這首詩很能刻劃作為「海外遺民」的儒家學者朱舜水的人格與風格。

從朱舜水所留有的文字看來，在他的思想世界中「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是合而為一的。朱舜水以明朝為他「政治認同」的具體對象，他效忠南明政權的赤忱，即使亡命日本亦不稍減殺。日本今井弘濟（1651－1689）與安積覺（1656－1737）撰寫的〈朱舜水先生行實〉，對朱舜水的「政治認同」，就有以下這一段證言：

永曆五年辛卯，舟山諸將互抱疑貳，欲相屠殺，清兵將至。先生豫料禍敗，欲自舟山至安南而阻風轉至日本。先生素與經略直浙兵部左侍郎王翊，號完勳，深相締結，且與舟山諸將密定恢復之策。時王翊兵勢頗振，屢立戰功。蓋先生所以屢至日本者，欲以王翊為主將鄉導，而借援兵也。然在日本，未嘗露情洩機。既而王翊戰敗被擒，不屈而死。久之，先生得聞其訃，然莫詳其月日，乃以八月十五日設祭祀焉。哀悼激烈，發于其文。爾來每逢八月十五日，杜門謝客，愴然不樂，終身廢中秋賞月。

這段證辭說明朱舜水亡命日本實有心於借援兵以圖恢復南明政權。

但是，朱舜水之所以有心於復興南明，並不是只為了政權的重建而已，他實以復興南明政權為手段而以寄望中華文化的復興。朱舜水流寓日本，聞藩府興學而大喜曰：

聞貴國京江戶有設學校之舉，甚為喜之！貴國諸事俱好，只欠此耳。然此事是古今天下國家第一義，如何可以欠得？今貴國有聖學興隆之兆，是乃貴國興隆之兆也。自古以來，未有聖教興隆，而國家不昌明平治者。

近者，中國之所以亡，亡於聖教之隳廢。聖教隳廢，則奔競功利之路開，而禮義廉恥之風息。

欲不亡得乎？知中國之所以亡，則知聖教之所以興矣。

朱舜水認為文化是政權的基礎，滿清之所以入關，中原塗炭，根本原因仍在於中華文化的陵夷。換言之，朱舜水認為中華文化價值系統與中華政權實為一體，不可分割。朱舜水雖棲身扶桑，但是見周公像而嘆曰：

孔子志大道之行，而東周不可為，因自傷曰：「久矣，不復夢見周公。」余少也，悅《周官》、《周禮》，慨然欲親見之，不幸罹此大故，乘桴而東，乃於此拜公之威容儀表。袤衣在東，赤舄耀日，意者夢見之乎？公之時，箕子居朝鮮，八條之教興，至今有遺風焉。近者，日國敦詩書，說禮樂，禮樂詩書，周公之道也，若能修而明之，其治豈有量哉！

朱舜水寄望於復興周公之道，從而使政治修明。

但是，朱舜水生於一個外族入主中原的時代，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喪亂，天崩地裂，逆虜干常，率土腥穢」的時代，他國破家亡，埋憂無地，他亡命越南與日本，顛沛流離，受盡挫折與苦難。舉例言之，朱舜水流寓安南時，當地人士紛紛前來向他請教看相之術，他深感受到侮辱，憤而發出公開信告誡當地君臣勿再以九流之術或神怪小說相問。朱舜水說：

今貴國不能嘉惠遠人（按：「遠人」係朱舜水自稱），斯亦已矣！奈何貴賤諸君來此，或有問相者；問所非宜，終不知為褻客。夫相士、星士，何足比數！四民九流之中，最為下品，較之德義之儒，不但天地懸絕，亦且如白黑水火，全全相反。遠人業已至此，貴國輕之褻之，將如足下何？但義所不當出耳！使他人聞之，謂貴國為絕不知讀書之旨也。況能尊賢敬士乎？即如天文地理，其精者不過技術之士，亦非聖賢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之經；而貴國讀《三國演義》、《封神》等記，信為實然，勤勤問此，譬猶舍金玉而寶瓦礫，芟嘉禾而養荑稗也，亦甚失取舍之義矣！又云：天文非臣子之所得問，亦非遠人之所敢言，已後幸勿再及。一代名儒，淪落番邦，儒學與術數同科，使朱舜水大興「舍金玉而寶瓦礫」之嘆！

朱舜水淹留日本時，也一再發出類似的感嘆。朱舜水在答安東守約（省菴，1622－1701）書函中，就感嘆日本無堯舜之道。他說：

貴國山川降神，才賢秀出，恂恂儒雅，藹藹吉士，如此器識而進於學焉，豈孔、顏之獨在於中華，而堯、舜之不生於絕域？然而亙千古而未見者何？不肖雖面牆充耳，聞見狹小，即舉其所見所聞者：盈尺之璧，不能無瑕；徑寸之珠，不能無纇，正以不學之故耳。不學則執非禮以為禮，襲不義以充義，雖上智容有過差，況其下焉者哉？其為弊亦有三端：岸然自高，枵然自是，而恥於下人，一也。在日本者不自安其分，在中國者嘗欲求其疵，鬥捷於口頰，二也。愚蔽於他端，而希必不然之獲，老死而不悔，三也。三者橫於中，其何以進於學哉？雖然，中國之人，亦與有罪焉。向者中國有禁，無敢躪出，其來者非負慝姦販，則漁釣篙工。偶有人士來遊，而學行不兼，況有全全背戾者；下者剽風雲之句以為韻，高者鏤月露之形以矜奇。聖賢踐履之學，中國已在世季，宜乎貴國之未聞之也。

朱舜水在上文中感嘆「孔、顏之獨在於中華，而堯、舜之不生於絕域」，顯然以中華為文化之中心，而以日本為邊陲。他認為日本之所以「亙千古而未見」堯舜的原因乃是因為「不學」。由於「不學」，所以日本人出現「岸然自高」、「不自安其分」、「希必不然之獲」等三大民族通病。

朱舜水對日本人性格以及日本文化的批評，顯然和日本儒者的自我認知有極大差距。十六世紀朱子學派儒者林羅山（1583－1657）就宣稱：「本朝（按：指日本）文物之隆盛，與中華（按：指中國）可以抗衡」，林羅山更以日本為孔子乘桴浮於海欲居之「九夷」。德川初期儒學與兵學者山鹿素行（1622－1685）在所撰《中朝事實》中更比較中日人物說：「逮如其中人，外朝（按：指中國）之人材更不可抗中華（按：指日本）也，凡《春秋》傳所載，亂臣賊子，及名家胄族之冒惡沈婬，中華未曾有之屬不乏，況傳之前後乎？……高麗者本我屬國也，云文云武，又不可比於外朝，況於中華乎？故慢表而受愧，獻夷楯的并羽表，其恐懼中朝之文武，後世橘正通少事硯席，對馬守親光射虎，而麗王各授美官厚祿之屬，其人物更不可言而知之也。」10以上這些日本儒者的看法與朱舜水的看法相去不啻天壤。

以上我從傳世《朱舜水集》中的資料，說明流寓日本的朱舜水的思想世界中，「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密切結合。現在，徐興慶教授從收藏於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九州佐賀縣鹿島市祐德稻荷神社、國立國會圖書館及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等單位的朱舜水信札以及中日人士致朱舜水書牘，編成這部《新訂朱舜水集補遺》，實在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新訂朱舜水集補遺》這部書中的資料，為讀者勾勒出朱舜水流亡日本時生活的諸多細節，對於中日文化交流史以及朱舜水研究都有參考價值。我試舉本書所收二條史料為例略加說明：

第一，本書卷一「書簡」第 15 條所收〈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朱舜水對他自己亡命日本時生活之窘迫，又為小人所欺的困境，有第一手的證言。一代大儒朱舜水以激憤的語氣指責「小人之用計也，力彊毅而神周密，機急微而致深遠。可愚者惡之，可淑者激之。諸人俱墮其雲霧，不知不覺為其所惑亂，驅使陣勢布成之後，彼反逍遙，從臺上遠觀，甚少誤也。渠之所以來，不佞事事先覺，如禦一勁敵，猶尚為其所周章而致困，況其他乎？」（本書頁 75）。朱舜水被這位「小人」所乘：「彼一開口便戲弄我數月之費，而又必居美名，人人知之，人人唾罵，而彼揚揚得意，有靦面目而為□為□乃至於此。不佞望七人，又有劇病，必資飲食為養，疾痛病癢亦藉人力。若欲以形迹引嫌，踽踽涼涼以明潔，不佞不能也，亦不為也。」（本書頁 75）。從這些文字中，我們對於朱舜水所說：「在日本，國小而法立，氣果而輕生，結繩可理，畫地可牢，前乎此，未聞有孔子之教也。故好禮義而未知禮義之本，重廉恥而不循廉恥之初」11這一段話，似乎從生活經驗上獲得了具體的證驗。

第二，本書卷五「問答」十四：〈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原收入現行《朱舜水集》第十卷，徐興慶教授對照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所藏之原件補載以下一段文字：

所以不用，即書中見宋朝制度，如前覆、後覆、披腳之類，亦不甚解。須得文獻通考詳察而後明。賢契生於日本，乃慕中國之制，此極美事。比之笑中國衣冠者，相去天壤。但制度又為王者之事，生於此國，自以此國之服為□之服，為法服。雖明其製，得用，不敢用也。惟高明詳慎之。

這一段未收入現行《朱舜水集》的文字，告訴我們：朱舜水身居日本而推廣大明衣冠，必須因地制宜。他告訴安東省菴「制度又為王者之事，生於此國，自以此國之服為□之服」，這一段話使我們想起朱舜水答安東省菴另一書所說：「……是以中國問學真種子幾乎絕息。況乎貴國素未知此種道理，而又在稂莠桀桀之時，獨有嘉禾油然秀出於其畔，然亦甚可危矣。」12朱舜水深知日本「素未知此種道理」，所以雖然他宣稱：「僕之視貴國同為一體，未嘗有少異於中國也」，13但是，他延續中華文化命脈於異邦日本，顯然有所調整於其間。凡此種種細膩的轉折與修正，只有通過朱舜水與日本當地知識份子的往來手札，才能比較明確地加以掌握。 總之，徐興慶教授所編這部書所收錄的資料雖然零散，但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以及東亞儒學史研究上，卻有其重要的參考價值，值得向研究上述兩個領域的朋友大力推薦。

2004 年 6 月 1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