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撰寫章節為序）

德川真木 - 女，1960年9月，日本慶應義墊大學經濟學院畢業。現任日本公益財團法人德川博物館館長。歷任彰考館德川博物館副館長、大能林業有限公司取締役、社團法人昭和經濟會理事、一般社團法人行政刷新研究機構理事等。著有《水戶黃門の殘した“水戶學”》，《大德川展》（2007）、《水戶藩開藩四百年紀念．茶室“德月亭”公開紀念特別展，水戶德川家伝來茶道道具展》，《茶道雜誌》第73卷2號（2009）、《近世以來の家伝資料から──水戶德川家の記憶》、《建築雜紙》第126集第1624號（2011）。監修《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Ｉ 朱舜水文獻解釋》（2013）。

徐興慶 - 男，1956年12月生，臺灣南投埔里人，日本九州大學文學博士（1992）、日本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論文）博士（2012）。現任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兼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曾任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與日本研究所所長、日本天理大學國際文化學部客座教授、日本九州大學訪問研究員、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系主任與所長、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日本關西大學亞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近世中日文化交流史の研究》（1992）、《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の研究》（2004）、《台灣における日本漢文學研究の現狀と課題》（2005）、《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2008）。編著有：《朱舜水集補遺》（1992）、《新訂朱舜水集補遺》（2004）、《日本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2004）、《東亞文化交流．空間．疆界．遷移》（2008）、《東亞文化交流與經典詮釋》（2008）、《現代日本政治事典》（2008）、《東亞知識人對近代性的思考》（2009）、《江戶時代日本漢學研究諸面向：思想文化篇》（2009）、《朱舜水與近世日本儒學的發展》（2012）等。

錢明 - 男，1956年11月生，浙江杭州人，日本九州大學文學博士；浙江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浙江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浙江省儒學會副會長，國際儒聯理事，《儒學天地》副主編；韓國嶺南大學、寧波大學、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特聘研究員；臺灣中研院、臺灣大學、臺灣清華大學、日本九州大學、東洋大學、福岡女學院大學、韓國忠南大學訪問研究員。主治明清思想史、東亞陽明學。主要著作有《陽明學的形成與發展》（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儒學正派──王守仁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勝國賓師──朱舜水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人民出版社，2009年）、《浙中王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及論文百餘篇。

韓東育 - 男，1962年12月生，東北師範大學學士、碩士，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博士後，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主治日本史、東亞思想史和東亞國際關係史。歷任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日本學術振興會外國人特別研究員、日本九州大學人文科學府講義教授、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國人研究員、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訪問學者等。現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畫”特聘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評審委員會委員、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吉林省歷史學會會長。出版《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中華書局，2003年）、《道學的病理》（商務印書館，2007年）、《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臺大出版中心，2009年）等專著數部，論文數十篇，獲獎多項。

楊儒賓 - 男，1956年生於臺灣臺中。臺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臺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曾任臺灣科學委員會人文社會處中文學門召集人；韓國外國語大學講師；日本東京大學、九州大學及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訪問者；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先泰哲學、宋明理學、東亞儒學、神話與宗教學等。曾三次獲得科委會傑出研究獎。主要著作有《儒家身體觀》（1996年）、《異議的意義：近世東亞的反理學思潮》（2012年）、《從〈五經〉到〈新五經〉》（2013年）。編著有《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1993年）、《儒學的氣論語工夫論》（2005年）、《東亞的靜坐傳統》（2012年）。譯有《東洋冥想的心理學：從易經到禪》（1993年）、《冥契主義與哲學》（1998年）、《宇宙的歷史：永恒回歸的神話》（2006年）、《孔子的樂論》（2005年）等。

鍋島亞朱華 - 女，1973年11月生，日本佐賀縣人，日本二松學舍大學文學博士。研究領域：明代思想史、中國經學研究、日本漢學。歷任：臺灣中研究院博士候選人、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現職：臺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主要論著有《明代における大学解釈──李見羅と許敬菴を中心に》（博士論文，2009年），《日本伝存〈敬和唐集〉四種篇目對照表附：許孚遠略年譜》（《漢文學──解釋與研究》第9輯，2006年），《大學聽塵．清園宜賢漢籍抄翻印叢刊．第一卷》（合編，汲古書院，2011年）。

計文淵 - 男，1968年生，浙江餘姚人。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現任餘姚書畫院副院長。嘗訪求先賢遺墨，足遍大江南北。近來潛心書論考據，書畫鑒賞。論文散見於全國性專業刊物，書畫曾先後赴海內外展覽。編著《王陽明法書集》（西冷印社出版社，1996年），《餘姚歷代書畫選》（西冷印社出版社，2000年）、《姚江書畫》（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舜水流風．中日古代書畫遺珍》（中國美術出版社，2011年）等。

（一）德川光圀與水戶藩的文教事業

　德川光圀（1628-1701，以下簡稱“光圀”）為水戶藩第一代藩主德川賴房（1603-1611）之三男，24歲（1611年8月）就任水戶藩第二代藩主，字子龍，號梅里，“圀”字是“國”的異體字，為則天文字之一，由於官拜中納言，屬中國的黃門官，人稱“水戶黃門”，謚號“義公”。水戶藩文教事業的發展，可以分為光圀權力編篡《大日本史》的成長期，亦即藩政安定的前期，之後有發展地方文教事業的中期，以及後期的“天保改革”明治維新前夕百家爭嗚的三個時期。光圀的祖父是德川幕府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康。身為“御三家”大明諸候的光圀，從小對於漢學、漢詩及和學（日本學）的學習濡目染，其思想、學問的形成，以及擔任藩主之後，親民、愛民的人格特質，留給日本後世諸多深遠的影響。前期水戶學在光圀父親德川賴房掌政時代即開始萌芽，而實際上是在光圀網羅全國各地之儒學、歌學、佛教、天文等領域之藩臣後，文教事業才真正逢勃開展。光圀禮遇朱舜水即彰考館的學者，後期的館員幾乎來自水戶藩的下級武器或平民，因為學問的發達及改革政策推行得宜，水戶藩士與庶民能立身出世者，遠比同時代的他藩來得多。藤田幽谷（1774-1826），會澤正志齋（1781-1863）等人，即是經由彰考館學問發展的歷練而成的著名後期水戶學者。當水戶藩財政惡化時，光圀仍努力思考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並不斷改革照顧農民的政策，成為尊黃、輔幕、愛民的明君。中日學術界關注於光圀研究的焦點有：（1）朝廷與幕府之間的關係；（2）《大日本史》、《禮儀類典》之編篡目的；（3）朱舜水與水戶藩學教育的發展；（4）光圀的遺訓與水戶學的發展。光圀推動水戶藩文教事業，使水戶學開花結果，其畢生的學問事業被概括為水戶學，他的儒教、佛教及史學理念深深影響了水戶藩的學問發展，至今留有多層視野的評價。

2013年夏天，我們的研究團隊在水戶的彰考館調查發現，光圀在世時身留下的公言筆錄並未如想像中的多，幾乎未曾留下遺言，即使是對修史事業、湊川（神戶）建碑、朝廷與幕府之間的立場等大事，亦鮮少留下說明理由的文章。反而在1701年去世之後，弟子們據其秘傳口訣撰寫的正傳《義公行實》、近臣三木枝幹等人編輯的光圀言行錄《桃園遺事》、侍醫井上玄桐的《玄桐筆記》、彰考館總裁中村篡溪的見聞集成《義公遺事》，以及光圀隱居“西山莊”之後，侍醫們將其談話彙編而成的《西山（公）隨筆》，加上《大日本史》的編篡過程中，史臣留下光圀的提示與命令紀錄《御意覺書》等文獻，都成為探討光圀思想、學問形成不可或缺的貴重史料。例如《桃園遺事》中，明確記載光圀每年正月元日早朝時都先面向京都都皇居遙拜，他說：“我主君是天子也，今將軍是我宗世也。”其尊皇、佐幕，重視君臣名分的思想，溢於言表。

本集圖錄聚焦於介紹光圀的相關文獻，自其成長、主政到隱居“西山莊”的生涯，逐一解釋其本人及弟子們編篡的相關文獻，考證光圀的學問、思想形成與轉化，同時從水戶藩儒臣編篡相關文獻的內涵，可以檢視光圀“三教一致”的宗教觀形成，進而為讀者介紹光圀與中國文人交流鮮為人知的重要文獻及文物。

（二）德川光圀的古學與神道教養

光圀除了普及漢學教育及修史事業之外，早年同時修習和學（日本學），將古典和學作為水戶藩士教養的一環，他在江戶小石川的彰考館編篡《大日本史》過程中，為了考證日本歷史的真相，蒐集諸多種類的日本古書，這些古書多半是向將軍與尾張家（今名古屋）、紀伊家（今和歌山）的“御三家”借來的，內容涵蓋天皇，皇族所作的詩文或和歌，以及詩人、歌人的相關作品，諸如傞峨天皇（785-842）的《古萬葉集序》、貴貫之（872-945）的《古今和歌集假名序》，以及和歌相關文書的序文、跋文、日記類，作者超過百人，光圀將之輯成《扶桑拾葉》30卷。

光圀在古學的史料編篡方面涉獵甚多，除《扶桑拾葉集》之外，也進行《禮儀類典》、《花押籔》、《新編鎌倉志》等文獻的編篡。同時光圀18歲左右，即從京都請來清水宗川、山本春正校訂《萬葉集》。據《年山紀聞》，光圀曾經委託當時住在大阪的契沖（1640-1701）注解《萬葉集》，契沖在光圀的協助下，傾全力於元祿三年（1690）完成《萬葉帶匠紀》（20卷43冊），光圀蹭與契沖白金一千兩，絹三十匹作為報酬。此書後來成為《萬葉集》研究的重要文獻，對後世的國學大家本居宜長（1730-1801）感化極深，成為日本國學興盛的基礎。“帶匠紀”意指契沖替光圀注解之意。

此外，光圀有感於當時神道與佛教的思想體系有必要加以區別、整理、自寬文七年（1667）起，命松田如閑、今井桐軒等人將神道的諸傳雜事編輯成《神道集成》正編12卷。桐軒門人丸山活堂、津田閑齋於元祿二年（1689）補入《神代口訣》，成為正編13卷搞。光圀去世之後，水戶藩繼續增補《神道集成》，至享保十五年（1730）十一月完成了正編17卷、續編9卷，此書成為後世研究日本神道的重要文獻。

（二）水戶藩的漢學教育與佛教的發展

光圀成長的時期其恰巧遇上儒、佛並餐的複雜社會，儒教真正被日本朝野重視並影響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是近世德川幕府將朱子學列為官學以後的事。1644年明朝滅亡之後，德川幕府啟開日本的和平社會才經歷四十餘年，當年光圀18歲，開始立志巷學，先後學於人見卜幽、辻了的、林羅山、林鵞峰父子。由於林家力倡朱子學為官學，因此光圀早年也曾受其排佛思想之影響。光圀禮聘朱舜水為賓師，其目的即在弘揚儒教、振興漢學教育。水戶彰考館留有光圀的《常山文集》（20卷）、《常山詠草》（5卷）、《西山隨筆》（2卷）及數量龐大的各類編篡文獻。從光圀的《常山文集》及《史館事紀》、《文苑遺談》等文獻中，可以窺知在光圀的周圍經常舉行詩會、歌會之類的活動，這些詩宴的地點即在小石川後樂園。有人批評“水戶有春秋而無詩文”，其實不然。在《常山文集》、古野元軌編篡的《扶桑千家詩》中，即有數量龐大的水戶文人之漢詩集諸如人見野傳的《井井堂集》、安積覺的《澹泊齋詩集》、大串元善的《雪瀾集》、佐佐宗淳的《十竹齋筆記》、人見壹的《林塘集》等詩文集，這些都是他們在史館（彰考館）工作之餘，即興吟詩，緩和工作壓力而累績出來的作品。

（1）聖堂、大學與講釋 －　據《義公行實》，水戶藩向來就有計畫創立聖堂、學校之舉，朱舜水到任之後，光圀即請他製造聖堂摸型，令史臣學習釋奠祭祀。《西山隨筆》中提及：“國（水戶藩）設學校為三代遺法，王道之本、講書、道教、化俗、開智為教育之至。”光圀又說：“國君若能好學並親臨講授、勤學，則人民就能如軍役聚集學校。一旦讀書不能傳之長久，出家者無法聚集叢林，藩士未能同心致力職務，何況有志者少，無心者多，此為今世之大患。唐（中國）以有才學者及第升官，但日本不可仿此及第取士之法，而可以造孔廟、祭先聖為尊為易，有志諸候若能造一、二講堂，安置儒者於此，則能廣集好學之士，以取勤奮之士。”光圀招聘朱舜水的主要目地就在於振興教育。當時建立學校的大計雖因編篡《大日本史》、《禮儀類典》耗費龐大預算以致無法實現，但建立“講釋制度”則行之已久。光圀時代即創立御前講釋、御次講釋、史館講釋及祠堂解釋，朱舜水躬逢其盛，頻頻擔任講釋，普及水戶藩漢學教育，厥功至偉，自不在話下。朱舜水歿後，三代藩主綱條在水戶的舜水祠堂舉行講釋，並於貞享元年（1684）在江戶駒込的舜水宅址建立祠堂，年年在此集合史臣舉行祭典，後因元祿十六年（1703）十一月祠堂遭大火燒毀，講釋、祭典才被迫停止。正德二年（1712），祠堂在舜水門人安積覺（1655-1737）的奔走之下得以重建，水戶藩再起祠堂講釋的教育事業，之後舜水祠堂每月舉行六次講義。文化四年（1807）彰考館總裁、弘道館第一代教授青山延于（1776-1843）一度建言將祠堂擴建為學校，希望成為青少年每天早上修學的場所，此事雖未能實現，但後期的史館編修，水戶藩天保改革派的核心人物藤田東湖（1806-1855）直至文政十年（1827）仍每月二日、七日在舜水祠堂講授《小學》與《論語》，其漢學的教化功能，自舜水逝世之後，延續了145年之久。前期水戶學最大的特色，除了《大日本史》之修史事業之外，漢學教育的興盛，提升了水戶藩整體的教育水平。元祿十三年（1700）光圀去世之後，水戶學的發展停滯了約90年之久，直到寬政時期之思想家藤田幽谷、東湖父子輔佐第九代藩主德川齊昭（1800-1860）振興藩政，獎勵文武，創設弘道館，後期水戶學再度受到關注，並為明治維新思想提供了原動力。

（2）德川光圀的佛教思想轉化　－　對日本而言，佛教雖為外來思想，但自奈良、平安朝以還，朝廷的諸多儀禮都採用了佛教的儀式，連日本的和歌也深受佛教影響。光圀在編篡《扶桑拾葉集》時，認知到傳統的日本文化中，佛教佔了相當重要的地位，也察覺到佛教與儒教之間在思想上的差異問題，因此光圀編篡《扶桑拾葉集》與佛教的思想轉換有關。另從光圀的漢詩文集《常山文集》可以得知他雖與許多高僧往來密切，但仍可看到他批評佛教的詩作。1666年之後，光圀之儒學思想逐漸脫離林家的影響，至天和初期（1861）後，確定已經轉向獨立思考儒佛問題，此與光圀自寬文四年（1664）開始進用朱舜水有關。自元祿三年（1690），光圀隱居“西山莊”之後，隨著人生經驗的纍積與複雜的官場文化之歷練，思想變得圓熟而豁達，晚年所選擇的生活方式，與佛襌精神颇能契合，甚至對中國的草書法帖都感興趣，他曾另儒臣中村立節、綱谷義端，蒐集中國自漢朝至明朝的草書法帖，於元祿八年（1695）編輯成草書字典《草露貫朱》（21卷）。此外，光圀於自傳《梅里先生碑陰文》中，對於處理神、儒、佛、老之間的微妙關係，提出“斥佛老崇佛老、尊神儒駁神儒”的主張，各採長處，各捨短處，思考三教之間如何共存、共嗚，以寬容的態度尋求解釋。光圀要求弟子安積覺修改其《碑陰文》內容時，曾經表示“尊神儒而駁神儒、崇佛老而排佛老”是水戶藩的精神所在，此一文句不可刪除，即使未來遭受責難亦無妨。光圀對寺社改革的基本態度，是從儒教理想主義的立場出發，下令摧毀的都是由農民偽裝成僧徒而建的小寺、新寺。為了達到社會教化的功能，只要非淫祠邪教，對於領內有傳統且歷史悠久的寺社，光圀均以不偏神、儒、佛之客觀立場加以保護。光圀晚年的作品收錄在《常山詠草》中，內容多以和歌方式詮釋佛教的真理、訴說佛教之無常思想。

（3）德川光圀與黃檗、日蓮、曹洞佛學關係　－　萬治元年（1658）九月，東渡日本的黃檗宗隱元隆琦（1592-1673）禪師在龍溪性潛（1602-1670）禪師的陪同下到江戶弘法，並入住江戶湯島天澤山麟祥院，受到熱愛佛法的民眾歡迎。當年十一月，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1641-1680）接見隱元，並賜贈袈裟和黃金。後隱元受到幕府大老酒井忠勝（後出家，名空印，1587-1662）的邀請，到長安寺為其父酒井忠利去世35周年舉行“遠忌”法會。老中稻葉正則（1623-1696）邀請隱元到新建的養源寺參與佛像奉安儀式。當年光圀31歲，因夫人尋子（泰姫）臥病在床，希望夫人康復，前往請教隱元，獲得“一切是空”禪語一句。不久尋子即去世，追溢“哀文夫人”，得年僅21歲。　　 寬文十三年（1673）五月，京都皇居遭祝融肆虐，光圀因亡妻尋子與朝廷公卿（關白）近衛基熙（1648-1722）有姻親關係，派遣家老伊藤玄番攜帶黃金、物品前往慰問。光圀特別交代伊藤玄番，回程必須前往拜訪京都宇治萬福寺，並到隱元靈前參詣，此為光圀佛教思想轉化的表現之一。光圀的父親德川賴房生平尊崇神道，母親信奉日蓮宗，因此光圀晚年除了研究神道、振興儒教之外，也誦讀《法華經》。為悼念母親，於延寶五年（1677）在常陸太田（今茨城縣）創建久昌寺,保護日蓮宗，對神道、儒教、佛教採取一視同仁的態度，此為光圀佛教思想轉化的表現之二。同年東渡日本的曹洞宗禪師東皐心越（諱興儔，1639-1695）奔波於長崎、京都、江戶之間弘法，但效果不彰，至元祿四年（1691）光圀隱居的次年，心越始獲光圀大力支持，入住水戶藩岱宗山天德寺，並於次年十月，應邀在天德寺開堂說法，光圀於其《請啟》中云：時既至，機既熟，寡人只願早膏吾車，偉三門之壯觀；永掛師錫，卓一山之清規。言下之意是指幕府對心越禪師在日本開堂弘法先有顧忌，後經光圀為其排除萬難，呈請高層核准，並解決水戶藩內各宗派間複雜的糾葛，終於讓心越堅持的壽昌禪學得以傳播，此為光圀佛思想轉化的表現之三。光圀希望藉由中國文人振興水戶藩之漢學教育並重振禪學，所以招聘一儒一一朱舜水、一禪一一心越，充分詮釋他主張儒釋一致之態度，也印證了光圀的用人哲學。光圀對神、儒、佛三教的認知是：神有神到，佛有佛法，各有其學，各有其理，而不能混雜。對於似是而非之歪理則加以駁斥，取長處、捨短處是光圀尊重各種宗教之基本精神。對於光圀“斥佛老崇佛老、尊神儒駁神儒”之主張，心越的看法是：“似而非真，斥之、駁之也理；實而非假，尊之、崇之也宜”。又，光圀在《桃源儀事》中述及：欲見古道之真，在於闡明古文古書之內涵，於此悉避開佛儒附會之說，依古語古言之內涵，將之講明。顯見光圀對於三教源流之探究，具有實證主義之精神。

（三）德川光圀的讓國精神與平民思想

水戶彰考館留有《常山文集》、《常山永草》以及諸多的書簡、“覺書”，光圀因居副將軍之位，對於各種書案的撰寫都非常慎重，除了必須以身作則，給他藩諸候作榜樣之外，還必須忠實於幕府政策的推動，若將軍有不當的行為或幕府失政時，他同時負有勸諫、輔佐的大任。第四代將軍德川家光（1604-1651）薨後，大老，老中們攝政極強，光圀幾乎未能參與幕政。其後又因將軍繼承的名分問題與年經的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1646-1709）意見分歧，相互留有嫌隙。因此他心中自有一套別於將軍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思想體系。

（1）讓國精神的由來　－　光圀歿後，曾受光圀養育的三木之次的孫子三木枝幹與牧野和高、公田清貞三人，於元祿十四年（1701）十二月以“和文”（古文書）編篡《桃園遺事》一書，三木之幹曾任幕府老中，此書為水戶藩的逸話集，成為檢視光圀生前事述的重要文獻之一。例如《大日本始》的初撰起於何時？諸多論考向來有不同的解讀，該書名記“明曆三年（1657）丁酉二月二十七日”，給予學術界考證《大日本史》編篡時程的基準，光圀對司馬遷繼承周公、孔子之教，特別是與孔子思想相關的六經，以及弘揚道德、普及學問，情有獨鍾。《史記》多方描述歷史，而論是非者為紀傳，這是《大日本史》之所以參照《史記》紀傳體為藍本的主要原因。《桃園遺事》記載光圀隱居前曾對藩士提及：“家督（讓國）之志，早有存念，此為畢生願望。”光圀18歲讀《史記．伯夷列傳》，即知家世承襲之道，認為年少繼承藩主是由他人決定，身分、俸祿高於胞兄，都有違“大義”之道。《梅里先生壽藏碑文》中云：“元祿庚午（1690）之冬，初養兄之子為嗣，遂立之以襲封，先生之宿志，於是乎足矣。”“兄之子”是指常兄賴重的長子松千代（綱方，謚靖伯），光圀收之為養子，將未來藩主的大位讓給松千代是光圀長年的心願，為防萬一，他亦將賴重的次男采女（綱條）收為養子。果然，綱方於23歲早逝，綱條（肅公）遂繼任水戶藩第三代藩主。光圀是從讚賞中國民君以及儒教道德的是非價值出發，建立其“讓國”的判準基礎。

（2）講授《大學》，為政“止於至善” －　1669年11月12日朱舜水70歲誕辰之時，光圀請來尾張家（名古屋）、記伊家（和歌山）等雨水護家親近的“御三家”諸候，及大老酒井忠清（1624-1681）等多位老中，於小時川後樂園，依儒教的儀式，行養老之禮。並特製太公望、桓榮、文彥博、武內宿襧、藤原在衡、藤原俊成等中日歷代文人之屏風畫，以介遐壽。在宴會當中，光圀為了助興，特別唱了一節《高砂》（Takasago）謠曲，而朱舜水也破例吟詠了一首漢詩。元祿七年（1694）四月二十六日，光圀67歲時接受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邀請，進入江戶城（將軍府）講授《大學》，在場聆聽者還有致力普及漢學教育的金澤藩主前田綱紀（1643-1724）、彥根藩主井伊直該（1656-1717）等人。光圀當時是臨時受邀講授《大學》，他從容不迫，針對《大學》的三大綱一一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做了詮釋。光圀特別針對“止於至善”提及：“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如周文王能始終盡善，故周王朝能持續八百年之久，‘至善’之意即在於此。當代君主若能如文王治國，則治國、平天下即無難事。”主要提醒將軍綱吉在德川社會推行“至善”仁政之重要性。

（3）德川光圀與田園生活　－　光圀於元祿三年（1690）10月14日退位之後，隱居“溪山莊”，金銀寶物全數留下，僅帶走平日喜愛的書籍文獻，至元祿十三年（1701）去世為止的十年間，過著如陶淵明《歸田元居》般悠然自得的平民生活，留下諸多的逸文軼事。光圀為了讓繼承藩主的綱條夫婦體驗農民生活的辛勞，在小石川後樂園的庭院內闢耕水田，並親自教導種稻方法。至今東京文京區內的小學生仍可在後樂園內的農田體驗五月重稻，九月收割，緬懷昔日光圀體恤農民的場景。小石川後樂園為迴游式的庭園，園內有中島（逢萊島）大泉水的“海景”，西湖、渡月橋、大堰川、通天橋的“川景”，清水觀音堂、小廬山、德仁堂、円月橋的“山景”，以及水田、昌浦田、梅林的“田園之景”等四種景觀。其中“円月橋”即由朱舜水設計，指導日本人駒橋嘉兵衛建築完成，據聞八代將軍德川吉宗（1684-1751）曾令人仿造，但未能成功。小石川後樂園呈現出當時日本文人喜愛中日折衷的古典建築及融合的田園風光。又，光圀退隱“西山莊”之後，自己也持續耕作，稻田面積約五千平方米，稱為“御前田（Cozenda）”，每年向當地政府太田奉行所上繳“年貢”十三俵。

（五）德川光圀與中國文人的交流

（1）朱舜水　－　德川時代自寬永至寬文年間（1624-1672），適逢中國明清鼎革，當時東渡日本長崎、九州的中國禪僧、醫師、商人、文人為數不少。“御三家”之一的尾張藩主德川義直（1601-1650）曾經禮聘浙江杭州出身，對詩文、製陶、少林拳法有深厚造詣的陳元赟（1587-1671）為賓師，振興了該藩的文教事業。光圀也在振興水戶藩漢學教育的背景之下禮聘朱舜水為“庠序之師”，此事從朱舜水將“擬興國學書”交給前往長崎與之對談的水戶彰考館員小宅生順即能得到印證。據《水戶紀年》的紀載，朱舜水對光圀而言是“問道、講學之師”，執弟子之禮，始終不懈。《玄桐筆記》中，光圀懷述朱舜水為“御師典範”，稱其學問為“真的經濟學問”。這些文獻都典藏在彰考館，成為探究光圀與朱舜水及前期水戶學發展的重要史料。延寶六年（1678）十二月，朱舜水79歲時，其長孫朱天生（毓仁，舜水長男大成之長子）受母命東渡長崎，擬前往江戶與朱舜水見面，不果。當時光圀曾遺彰考館員今井弘濟（1652-1689）到長崎與朱天生三度會談並交付舜水手書。朱舜水去世三年之後，在九州調查史料的彰考館館員佐佐十竹（宗淳，1640-1698）與第二次東渡長崎的朱天生會唔，並面教光圀所託的“白金若干”。據佐佐十竹的書簡指出，光圀51歲時曾將自撰的詩文稿委託今井弘濟轉交朱天生，表明其詩文稿希望在中國出版的願望，此事雖無下文，但也引出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段佳話。

（2）東皐心越　－　光圀為了繼續普及水戶藩的中華學問，在朱舜水逝世的前一年，禮聘淅將杭州金華府出身的曹洞宗東皐心樂禪師（1639-1696）。心越為避明清戰亂，1677年應長崎興福寺明僧澄一道亮（1608-1691）之邀東渡日本。1678年光圀派彰考館員今井弘濟前往長崎與心越會談，延寶九年（1681）七月心越如願接受光圀之招前往江戶，1683年移居水戶，1691年9月成為天德寺（1712年改稱祇園寺）住持。心越除了在當地宣揚禪風，傳播曹洞禪學之外，公篆刻、繪畫、詩書，並將七弦的音樂文化，媽祖信仰東傳日本。心越與光圀之間激起宗教心理上的結合，提昇了水戶藩的佛教氣息，顯現出光圀對攝取外來文化的胸襟，以及水戶學派的包容性，這也是水戶學之所以與儒教、佛教長期並存的原因。彰考館現存為數不少的心越文物，是研究光圀與心越交流的重要文獻。

（3）張斐　－　光圀從長期招聘朱舜水到江戶的過程中，有幾位關鍵人物，從龐大力協助。一是長崎奉行黑川正直（1602-1680），二是肥前小城（縣佐賀）藩主鍋島直能（1622-1654）、鍋島元武（1662-1713）父子，特別是光圀與元武夙有密切的來往，彰考館、茨城縣立圖書館等，現存有五十多封書簡，加上朱舜水與鍋島直能的來往文書，均可探究三人之間的交往關係。朱舜水逝世一年之後，為了持續水戶藩的漢學教育，光圀透過元武介紹找到了適合的後繼人選。1686年，光圀遺藩儒大串元普及朱舜水門生下川三省（原肥前小城藩士）前往長崎尋覓適合人才。據《紀錄》，（元善．三省書簡）二人分別與當時東渡長崎的中國文士張斐、張荊藩、沈子奇三人會談，最後選出張斐，並向光圀推薦。按中村篂溪《中村筆記》的記載，張斐無法前往水戶，是幕府高層未能許可所致。但彰考館留有大串元善與張斐在長崎對談的《張斐筆語》（一冊，貞享三年［1686］）及諸多光圀述及張斐的相關文獻。

（六）德川光圀文獻解釋的主題

（1）彰考館漢籍目錄與“義公”文獻

①《彰考館漢籍目錄》、②《水戶義公行實》、　③《義公命令》、

④《義公遺事》、⑤《文苑雜篡》（十一）、⑥《西山隨筆　遺事》（二卷）、

⑦《玄桐筆記》。

（2）德川光圀的歷史觀

①《大日本史》（稿本與刊本）、②《舊考餘錄》、③《華夷變態抄》、

④《楠正成傳》、⑤《楠正成紀事》、⑥《明魯王敇書》、⑦《清朝有國論》。

（3）德川光圀的祭祀與思想

①《西山紀行　義公葬儀注》、②《義公葬儀注》、③《桃源儀事》（乾）、

④《桃源遺事》（智）、⑤《桃源遺事》（仁）、⑥《異學論》。

（4）德川光圀的自傳、碑帖與詩文

①《常山文集》、②梅里先生碑陰、　③楠公碑陰、　④心越文章並詩、

⑤心越《十八尊者畫並贊》、　⑥心越禪師詩和韻。

（5）德川光圀與水戶藩的對外關係

①《立花宗茂筆記》、②《西國見聞記》、③《寧波海寇》、④《長崎見聞錄》、

⑤《安南國漂流記》。　

（6）德川光圀的詩、書、畫及其文物

①德川光圀《布袋和尚畫贊》、②德川光圀《畫竹並贊》、③德川光圀《詠梅》詩軸、④德川光圀《奉送朝鮮國東山尹公史日本國歸》詩軸、⑤德川光圀《奉送朝鮮國竹庵朴公之歸》詩軸、⑥梅禮先生碑陰並銘、⑦楠公碑（“三絕碑”）、⑧水戶歷代御印譜、　⑨朱舜水遺愛硯（德川光圀題刻）、⑩唐木雲龍雕硯匣（心越銘）、⑪古道人銅印、　⑫彰考館印。

結語

如上所述，德川光圀留下龐大的文化遺產，令人心生敬佩，本圖錄公刊之目的在於還原光圀推動水戶藩文教事業的歷史真相，並供海內外的有志者從事東亞文明發展史的相關研究，進而深入了解東亞文化與文明融合發展的歷史價值和現代意義。本文最後摘錄朱舜水對光圀的兩則評語，作為結語。舜水曰：文事武備，學優行成；仁義裕於天常，孝弟誠堪世則。為子、為弟、為叔父，貴無匹於當今；敬賢、敬德、敬多聞，法可傳於來禩。

又曰：天挺人豪，敏求好古。仁義禮智，道咸粹於厥躬；弟友子臣，德自敦夫庸行。

光圀從副將軍、藩主到“西山隱士”一介平民，從尊貴到平實，其學問涉獵自古典至漢學，從修史到融合神道、儒教、佛教的包容境界，其七十三年的生涯，反映出他興賢立教、崇德遴才的人格特質。本集解釋的文獻乃研究、分析光圀的學問、思想形成與中日文化交流的珍貴材料，鑒賞者可深入一觀究竟。

徐興慶 －　2014年4月20日於臺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參考文獻

名越時正：《水戶史學先賢傳》，（水戶史學會，1984年）

名越時正：《水戶學の達成と展開》，（水戶史學選書，1992年）

松本純郎：《水戶學の源流》，（水戶學集成４，東京：國書刊行會，1997年）

吉田俊純：《水戶光圀の時代一一水戶學の源流》（東京：校倉書房，2000年）

鈴木一暎：《德川光圀》（東京：吉川弘文館，2006年）

徐興慶：《心越禪師と德川光圀の思想变遷試論一一朱舜水との比較にぉぃて》，《日本漢文學研究》（二松學舍大學21世紀COEブログラム）第3號，2008年3月。

徐興慶：《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東亞文明研究叢書”78（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8年）。

秋山高智：《水戶の文人一一近世日本の學府》（東京：ベりかん社，2009年）

徐興慶：《朱舜水與近世日本儒學的發展》，“東亞儒學研究叢書16”（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年）

德川真木監修、徐興慶主編：《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I：朱舜水文獻解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徐興慶：《朱舜水思想の日本文化に対する影響一一孔子の傳播を中心に》，《臺大日本語文研究》第26期（臺北：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