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徐興慶

「近代性」(Modernity)，是指十六世紀以降自傳統農業社會轉變為西洋近代工業社會過程中各種社會現象的變化，亦即西洋文明的近代性，被視為對東亞傳統文化造成影響、並引起騷動的現象。這種現象促使東亞知識分子強烈意識到東西方文化的迥異。至十九世紀為止，中日韓三國都存在著傳統的儒家文化要素，對東亞文明的發展也都扮演過重要的角色，但西洋文明進入東亞世界之後，中日韓的傳統文化都面臨不得不轉型的命運。因為各國所面臨的政治環境、地理條件及社會發展的情況都有所不同，各國的知識人在面對國民國家有可能被解體的命運、傳統文化與近現代文明如何取捨的問題時，都有異於政治人物的嗅覺與感觸，中國、韓國及日本對「近代性」的理解、應用及發展，各有不同的方式及特徵，臺灣自然也不例外。

高坂史朗認為，日本的歷史在以近代化為目標的前提下發展，但是以「西洋近代」為測量標準的「近代化」來衡量其他亞洲國家時，就呈現出「日本成功地樹立了東洋最初的近代國家」（丸山真男）這樣的「近代化一元論」。那是沒有看到亞洲國家在近代化中各種面向不同的糾葛，是毫無意義的。他的《近代という躓き》一書即為了跳脫這樣的思維模式，試圖探索東亞各不相同，甚至於矛盾的近代化之苦惱。

曾經批判日本神話，論證《古事記》與《日本書紀》史實的基礎，指出神代天皇的故事並非建立在客觀的事實上的歷史學者津田左右吉（1873-1961），因二次大戰失敗，而改變了日本對皇國史觀的價值判斷，但津田在《中國思想與日本》（1937）中表示，「由於漢字涵蓋著中國思想，應廢止漢文課程，盡可能不使用中國文字」，主張漢學、漢字無用論。津田主張的日本的「近代性」是將中國排除在外，因為「日本並非接受中國影響之東亞的一部分，而是接受歐美文化眾多影響之世界的一部分」（294 頁）；認為日

本與中國並非同時存在於「東洋」，兩國無論在文化、價值觀或生活形態上皆未有共通處，因此反對將中國思想用於日本，試圖建構日本邁向世界的道路。對於這些觀點，最近石之瑜於其《日本近代性與中國：在世界現身的主體策略》一書中指出，津田以日本為自我中心而忽視中國的思維，其論述的中國並非具有普遍性及客觀性的中國，是為「日本的中國」，而贊同溝口雄三的評論。石之瑜更進一步述及，津田若是為了日本而將中國排除，則日本即非一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科學性及客觀性的國家。

溝口雄三自 1980 年代起，即反對基於西洋（主要指歐洲）以往的歷史演變及其價值觀，亦即以所謂「歐洲一元論」的思維模式，作為世界史或人類之普遍原則；而主張應持有多元的世界觀。換言之，溝口以「方法としての中国」之論點檢視中國的近代性，將日本、中國與歐洲相對化，在相對化的多元理論之上創造出更高次元的世界。就相對主義的觀點而言，「自始中國的近代即未超越歐洲，亦未遭到遺棄或落後。中國一開始即踏上異於歐洲、異於日本的獨特歷史道路，至今依然如此」。溝口詳細檢視了明末

清初至清末的中國思想家所經歷的思想變遷，作為其論點的佐證，並提出東亞各民族錯誤評價本國的傳統而導入西洋文明的作法並不可行之觀點，深獲多數中日學者的贊同。 關於日本的近代性，評論家竹內好（1910-1977）採用「否定自我」之研究方向，提出下列批判：

近代的日本，僅為徹底的歐美優等生。過去以中國的經典發展漢學，因其後的開國接受了歐美，由於欲憑藉歐美而邁向現代，因而喪失了「自我」。

竹內好並指出，以歐美為學習目標的日本，是失去「黨派性」的文化，僅是擁有對於他者存在著高度依賴性質的國家而已。

Robert Bellah 於《德川宗教：現代日本的文化淵源》（Tokugawa Religion: The Cultural Roots of Modern Japan）中，探討德川時代文化根源的宗教理論，作為印證日本現代化成功的論述。而 Andrew Gordon 於《二十世紀日本：從德川時代到現代》（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中，也描述「近代性」為日本帶來的希望與悲痛、日本社會的不安，以及日本人生活的多樣性，並論述日本與世界的連結，和自德川時代起日本社會變化的樣貌。這些美國學者觀看日本「近代性」的論點，均強調必須回溯時代，審視日本民族、文化要素的形成，進而客觀論述東方傳統及西方文明之多重性、關聯性究竟為何。

自 1970 年代至今，有不少著作論及「近代思維之挫折」、「東西文明之衝突」等概念。10亦即，以東亞諸國學習西洋先進技術、同時抵抗列強的武裝侵略之現象，作為觀察近代東西雙方關係發展的主要手法，並將其過程視為東亞諸國邁向近代化之道路。然而，對於西洋文明進入東亞的複雜現象，各國的反應截然不同。諸如：中國由「中體西用」轉變為「西體西用」、日本自「和魂漢才」改變為「和魂洋才」、韓國則針對「東道西器」，廣泛地展開各種論爭。換言之，各國對於近代性的對應方式，雖具有「富國強兵」的一致性，同時也必須考量各民族文化背景的差異。近年來，於東方傳統與西洋文明的糾葛中探究「挫折」、「衝突」的同時，也出現了呼籲重新思考全球化的必要性、以謀求東西文化融合之視野，而改變研究方向的論點。11強調儒家文化的保存價值，同時思考西洋文明如何涵融於中日韓的文化脈絡中。亦即在對照東方傳統及超越近代的同時，由模仿中萃取出邁向獨立的文化要素。

筆者最近一直關心東亞的傳統與近現代之問題，從涉及高杉晉作（1839-1867）與中國的關係、12中法戰爭前即對晚清保守派或洋務派嚴厲指責的知識人王韜（1828- 1897）與日本的關係，13延伸到日本對「漢學」與「蘭學」的發展，分析德川幕末箕作阮甫（1799-1863）、塩谷宕陰（1806-1867）、佐久間象山（1811-1864）等知識人的思想形成。加上閱讀葛兆光提及「在十七世紀以後的三百多年中，由於歷史的變遷，在文化上，東亞三國實際上已經分道揚鑣了，……根本就沒有什麼文化上的『東亞』」。14以及姜在彥《西洋と朝鮮：その異文化格闘の歷史》一書15所提示「朝日之間近代化的岐路」等問題意識之後，進而聯想到，必須將當時代東亞知識人思考近代性的異同問題納入研究範疇，重新以東亞為視野，探討「近代性」的問題，這是編輯本書的動機。

本書主要針對十九世紀以降，資本主義思潮急速在東亞社會擴散的過程中，東亞知識人是如何思考、因應所共生的「近代性」經驗，如何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之下扮演不同的角色，對「近代性」又有何異同的主張。輯錄了臺灣、大陸、韓國學者撰寫的七篇相關主體論文，思考西洋文明所帶給東亞知識人對近代性的「衝突」以及感受到「挫折」的原因，目的在於探求如何促進東西文化的相互理解、共存融合的方法。內容涵蓋以下幾項課題： （一）、日本與韓國面對「近代性」的不同背景圖像；（二）、從共同文本的不同翻譯看東亞對「近代性」的反應；（三）、漢學、蘭學與日本近代化之關聯性；（四）、從韓國

看近代日本國家主義的形成；（五）、中日近代知識人對歷史觀念的變化；（六）、以「西」釋「中」的歷史脈絡與「近代性」的關聯；（七）、近代中日知識人對美國文明認知的異同。

（一）、日本與韓國面對「近代性」的不同背景圖像

日本自古以來攝取中國文化的媒介者即是朝鮮，但十七世紀中葉明朝滅亡之後，日本與朝鮮均以不同方式脫離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而逐步形成自我中心意識。十八世紀之後，日本對外國人（異國人）通稱為「唐人」，開始對自己的文化產生了信心，而形成了「去夷存華」，認為自己才是代表儒家世界中心，所謂「日本型華夷意識」的概念。德川中期的「國學」大家本居宣長（1730-1801）所提出「物之哀」（もののあわれ）之文學論，引發了日本社會思考排除中國的要素，而建構自我世界觀的可能性。依照井上厚史的解釋，本居宣長是將「聖人之國」的中國還原成「異國」（他者），目的在脫離「他者」的優越性，而建構日本的自我形象。16「國學」的意識形態，從德川幕末延伸到近代，改變了日本知識人的對外觀念，卻也引發之後的「征韓論」，破壞了日韓之間的友好關係。相對於「日本型華夷意識」，朝鮮則產生了「朝鮮中華主義」，認為朝鮮才是儒家道德唯一的後繼者，但又不以天下自居。17十九世紀以前，日本人的朝鮮觀從尊敬到蔑視，其內涵是多元，過程是複雜的。羅麗馨的〈十九世紀以前日本人的朝鮮觀〉一文，從日本民族優越意識的核心思想，即華夷思想、領域觀念、神國思想及「國王」與「大君」稱號所反映的朝鮮觀等諸多層面，探究十九世紀之前，日朝兩國知識人與庶民的互動關係。論文的內容讓我們瞭解到兩國不同的「自我中心論」引起東亞世界關係複雜化的諸多省思，也提供我們思考近代日本與韓國在面對西洋文明衝擊的過程中，產生了哪些不同的背景圖像。

（二）、從共同文本的不同翻譯看東亞對「近代性」的反應

梁台根以中日韓三國的共同文本（common text）Political Economy 一書之不同譯本的內容作比較研究，嘗試探討西方知識的引進、傳播和吸收，以及東亞內部複雜的知識傳播之互動脈絡，以釐清東亞各國在知識轉型過程中所呈現的歷史意義。梁台根以韓國學者的角度，作跨國性的區域研究，一反過去普遍認為因日本文明開化、明治維新之成功，使日本成為引介西方學說的東亞區域中心之論述，跳脫西方至東亞的單線傳授視角，針對東亞各國的啟蒙運動家在引進西學時，其選擇學說、決定翻譯文本等的觀點，進行多面向的探討；希望透過究明區域內部的複雜互動，以及與西方原典和翻譯內容的異同與雙向互動，清楚釐清各國思想獨立之主體性，進一步瞭解西方知識傳播過程中，中日韓之間的關聯性及其特殊意義。

梁台根首先指出，Political Economy 一書經福澤諭吉於1868 年簡譯為《西洋事情．外編》，介紹給明治知識人，主要目的在於傳遞歐美政治、經濟相關資訊，剖析本書的東傳不但影響日本文明開化思想的傳播，也促成東亞新秩序的誕生。爾後，Political Economy 被完整翻譯成《佐治芻言》，流傳於中國，述及梁啟超於其《讀西學書法》（1896）中，評論《佐治芻言》為「論政治最通之書」，探討此書對梁啟超認識歐美政治運作的影響，並舉例說明《佐治芻言》的翻譯及其詮釋的基礎，闡釋引起當時中國思想界共鳴之原因。梁台根同時論證梁啟超並非全面接受日本思想影響，認為其受文明論述影響是多元的，尤其強調中國內部在西方思想的翻譯和傳播成果，突顯出中國思想界不容忽視的自主性。Political Economy 接著由兪吉濬（1856-1914）首次以韓文與漢字混用文體的形式，於 1895 年出版成《西遊見聞》。兪吉濬將《西洋事情》的部分篇章重新編排，並增補部分個人留學經歷和蒐得的資料，因此體例不一，內容也不盡相同。《西遊見聞》是韓國首部論及「文明開化」和社會競爭的書籍，同時評述本書雖受到福澤諭吉的影響，然透過對其增補內容的解析，可印證其間反映著俞吉濬個人思想的獨立自主性。

著眼於三本譯書的詞彙、體例及內容異同的比較研究，尤其就日本的《西洋事情．外編》影響韓國《西遊見聞》的編纂及其自主性的關係進行分析。梁台根指出，同一文本在翻譯或編撰過程中，因各國的實情，可以發揮相當大的詮釋調整和思想拓展，反映各國的思想獨立和自主性，突顯出這三本書在中日韓三國汲納文明史觀和自由思想的歷程上之重要性。

本文從韓國近現代經歷的歷史環境和社會性質，強調其文化傳承異於中國及同受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提示東亞各國面對「近代性」的不同反應，為研究東亞或亞太地區的近現代化，提供了絕佳的討論空間。

（三）、漢學、蘭學與日本近代化之關聯性

傳統與近現代的文明何者為重？中日韓近代史學界已經有諸多不同角度的論述。就明治時代啟蒙思想的形成而言，近代日本知識人在思考「近代性」的過程中，已有一段很長的前置期，例如「蘭學」在日本社會的發展與他的近代化息息相關。又如「後期水戶學」的發展，醞釀了尊王攘夷論的成立，佐久間象山所拋出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論，帶給德川幕末的知識人極大的迴響。

日本近代科學之基礎，肇始於德川時代的「蘭學」，以荷蘭語為媒介，藉由翻譯典籍，將西洋醫學、世界地理知識及產業技術等東傳，影響及於日本學術、文化及科技之發展。德川幕末諸多知識人，更透過英、法、德、俄等多種語言，廣泛且直接吸收「蘭學」、「洋學」知識，並加以運用，加速了日本文明開化的腳步。

十八世紀後期，歐洲世界之產業革命及市民革命浪潮湧現，導致西歐勢力東漸，殖民擴張延伸至東亞；歐美貿易商船的逼近，迫使東亞世界的秩序產生了變化。德川中期的日本社會浮現內憂外患之景象，十九世紀中葉以降，中英鴉片戰爭及培里叩關日本之後，給幕府之國防、外交帶來莫大的挑戰。地方諸藩的知識人在感受西洋勢力入侵東亞之威脅後，深刻意識到瞭解世界的重要性。幕府為了鞏固政權，修改與天皇一體化「公武合體制」之政治路線，導致與諸藩間的尊皇攘夷運動對立頻起，幕府老中之間也掀起避戰、主戰的爭論。地方藩侯與知識人針對如何發展對外關係、確立國防體制，有諸多不同的解讀，幕府與諸藩的衝突持續升溫。筆者針對箕作阮甫、塩谷宕陰、佐久間象山三位德川幕末知識人之思想變遷，探討他們對漢學、蘭學與日本近代化之關聯性。

（四）、從韓國看近代日本國家主義的形成

在 21 世紀全球化的潮流中，位處東北亞的日本與韓國，為了本國的利益，紛紛與美國及歐盟建構一個新的區域共同體，但是日韓之間仍然存在著諸多殖民與被殖民的歷史包袱問題，而難以解決。在人文社會史的研究領域中，不乏將殖民地主義與「近代性」視為表裡一體的關係，用來檢視近代性所延伸的各種面向問題的論文。韓國學者金采洙在〈近代日本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の成立と展開様相〉18一文中指出：韓國仍然只從自身立場來探討過去日本侵略韓國的原因，卻不曾從侵略國的立場來理解日本。日本則未曾正式承認侵略韓國的事實，亦不曾試圖以被殖民國──韓國的立場來思考兩國之間的問題。其結果導致中、日、韓三國很難在東亞建構如同歐盟般的區域共同體，以達到追求共同利益的目標。因此，金采洙跳脫以韓國為自我中心的立場，探索過去日本侵略韓國的原因，從全球化的客觀立場及文化論的觀點，闡明國家主義如何涵蓋於近代日本人的文化意識之中，進而審視近代日本國家的形成與發展。究竟是何種歷史政治結構塑造了近代日本人的國家主義觀念？金采洙以（1）國家神道與日本人的生死觀；（2）文學活動與國文學；（3）社會活動與右翼運動為主軸，並從水戶學派、國學派、洋學派等近代日本的時代與思想之歷史背景，分析近代日本國家主義形成的特徵，試圖透過理解與尊重的層面，建構今後日韓兩國得以追求共同利益的心理根據。本文銜接羅麗馨探討十九世紀以前日朝之間相尊重與蔑視的思想變遷問題，對於我們思考韓國的知識人對近代日本國家主義的認知，與日韓兩國在吸收近代西洋科學思想的異同關係，提供了具有深度的啟發性。

（五）、中日近代知識人對歷史觀念的變化

王晴佳的〈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學」〉一文，主要探討近代科學史學在中國的緣起，而以觀察歷史觀的變遷為主題，進行中日比較研究。

中國與日本在近代化過程中，對於西洋文明都有過「挫折」和「碰撞」，也都曾致力尋求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得以並存的中間路線。王晴佳以梁啟超於1902年陸續出版的《新史學》，作為討論中國近代歷史觀的起點，並以晚清學子留學日本的時代背景作為切入點，探討近代知識人對世界觀和歷史觀的轉變；透過「中心與邊緣、漸變與突變」、「文明史學與東洋史學」、「史界革命與文明史學」三大研究主軸，闡明中日近代知識人對歷史觀念的變化因素。

王晴佳認為甲午戰爭的結果，讓中日知識人對於彼此的認識產生了深切的轉變，而稱這種現象為「突變」。分析

戊戌變法以後，以進化論為中心的中國人歷史觀的改變，經由日本而大量汲取的西學新知，以及甲骨文等新史料的發現而促使歷史研究範圍擴大等，皆是中國近代史學起始的重要標誌。王晴佳也以理論與實踐層次，解析二十世紀初中國的「史界革命」與日本「文明史學」之間的關係。尤其於實踐層面，強調晚清留日學生通過翻譯日文書籍、編譯或撰製新式教材，傳播新式的歷史知識、普及新式的歷史體裁，重新塑造了中國人對過去的認識。包括梁啟超透過留學的實踐，學得新知、開闊其近代性的視野。

作者並藉由比較張之洞與福澤諭吉的文明史觀，指出張之洞認為有必要參考日本經驗，顯示其已放棄中國為「天朝」、因而高人一等的傳統世界觀，認識到中國之外，尚有西洋世界的存在。而對於以《文明論之概略》一書嚴厲批判儒學思想的福澤諭吉，則以福澤的多元世界觀為主軸，論述「文明史學」對日本近代史學和史觀之具體影響。福澤諭吉的文明史觀形成於他兩度到歐美的考察體驗，這個「越境」活動，促使他比同時代的思想家更傾倒於西洋文明，其文明開化的思想理論對東亞各國面對「近代性」問題時，產生了極大的激盪。

王晴佳關注的另一項課題，是書籍的越境流動對東亞知識人的相互影響。針對歷史著作及教科書翻譯等層面，論述日本在二十世紀改變中國人歷史觀念之經緯；並指出日本於明治維新前後，雖然派遣官員和學生到西方學習，直接接觸西方文化，但其文化的主體，仍然以跟隨中國為主。甚至日本對西方的認識，經常依賴中國人的著作，諸如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畬（1795-1873）的《瀛寰志略》、王韜的《普法戰紀》等記述西洋新知的書籍，對日本官、學界的影響。19此外，作者也從逆向角度，論述日本從崇敬、崇信中國，到看透其缺失弱點，轉而蔑視中國，企圖取代中國成為東亞領袖的過程。探討中日兩國面對「近代性」的不同態度，有助於瞭解東亞知識人的思想異同。

（六）、以「西」釋「中」的歷史脈絡與「近代性」的關聯

相對於王晴佳的論文，潘光哲的〈畫定「國族精神」的疆界──關於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思考〉這篇文章，也從梁啟超的留日經驗對其思想的轉變論起，主要以梁啟超的著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為主軸，探討其複雜且多樣的「思想世界」，認為其「思想資源」，可區分為來自傳統中國學者的意見、日本的助力及同時代學人的心得等三個領域。作者從梁啟超「學術思想」的闡釋，為中國的「國族精神」畫定疆界，析解出與其他國家．民族．文化大不相同的獨特面向，以為建構國族認同的根基。亦即將梁啟超對「中國」的「學術思想」之書寫，視為近代中國的文化國族．民族主義的具體表徵之一，並認為這是中國近代的國族認同史必須勾勒的篇章。

潘光哲舉梁啟超《新民叢報》第一號的專欄〈新智識之雜貨店〉，說明他介紹外國思潮、知識與人物的多樣性，以及帶給近代中國知識人的刺激。同時呼應王晴佳所提梁啟超引述西方人物與學問，主要是以日本為媒介，汲取西洋近代思想的成果之論述。作者並引述余英時對西風東漸的「文化危機」之際，中國傾向「尊西崇新」的論點，批判中國對過去世界學術思想的「自我中心論」之不當；20認為「宋明理學」在「中國學術思想」的脈絡裡，確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指出梁啟超赴美，卻未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對「宋明理學」概括述說之缺失。

潘光哲認為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知識界，多從以「西」釋「中」的歷史脈絡思考「近代性」的問題，梁啟超自然不例外，於「西道中心論」（Western logocentricity）陰影下思考多元化的知識。至於如何從既有的歷史脈絡探索一些諸如「中國民族．文化西來說」或是「中國人都是黃帝．炎黃子孫」等習以為常的知識之形成，跳脫既存意識形態之束縛，而提出更多元、深層的反省作為思考方向，則是本文引人省思的旨趣。

（七）、近代中日知識人對美國文明認知的異同

十九世紀中葉，晚清政府分四次，派遣了 120 名「官學生」到美國留學，這些「官學生」主要由廣東出身的官員精挑細選自 12 至 16 歲之優秀少年，橫渡太平洋，到美國東北部的城市斯普林菲爾德（Springfield），目的在於學習外語、吸收西洋文明，將學習成效提供清朝所用。而選任這批優秀少年赴美留學的提案及主要推動者，就是中國近代赴海外留學第一人的「翰林院庶吉士」容閎（1828- 1912）。在此之前，中國與日本都歷經了漫長的海禁，正待甦醒時，容閎和新島襄（1843-1890）迫不及待打了前鋒，前往美國新英格蘭地區，完成大學和研究所學歷，成了近代中日知識人的留美先驅。

從留學汲取西洋新知的角度而言，陳瑋芬的容閎和新島襄之中日知識人對近代性認知的比較研究，是值得關注的另一焦點，本文與王晴佳對於留日知識人之論述，有一體兩面的關聯性。

陳瑋芬將二人定位為偏離東方社會的主流──科舉、武家──規範，但處身於社會的底層、邊緣、夾縫的知識人；容閎見證了清末到民國的改朝換代，新島襄則見證了幕末到明治前二十年的思潮激變。本文主要沿著「東方與西方」、「前近代與近代」、「宗教和國家認同」、「公意與私情」的對比，取異域、跨界和認同的主軸，探討中日近代知識人相近的異國經驗及其文化認同問題。從近代中日留美學史的角度，分析中日由「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至送出公私費西學之子的過程，所展現的國民性差異及文化特性。

結 語

研究與東亞「近代性」的方法，可以從東亞各國傳統與近現代文化如何相互影響的視野，來釐清文化摩擦產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我們探討東亞知識人對近代性的思維模式之同時，更要思考發現打開時代僵局的線索，達到對於不同文化要素的尊重，進而思考彼此融合與共生的可能性。東亞各國學術交流的互動，對於 21 世紀全球化時代的新課題，如國家國民的形成問題、帝國殖民主義問題、後殖民主義問題、近現代文化如何影響文學的問題，都具有深刻的歷史啟示，各種政治、經濟、文化「核心」從「解構」到「重構」的過程中，涉及諸多問題，有待進一步探索。

2000 年 3 月，筆者邀請東京大學衛藤瀋吉（1923-2007）教授到臺灣演講時，他即指出，日本人對中國人有著「周邊少數民族的複合心理」的情感，因此出現了「愛憎症候群」症狀。21其特徵即有核心與邊緣的優劣關係的傾向法則，既對核心文化懷有憧憬的態度，又擁有對抗意識與輕蔑，一體兩面的感情。臺灣與韓國都經歷日本殖民，日本也曾侵略過中國，因此日本與中、韓、臺之間也存在著核心與邊緣的主體認同問題，彼此之間亦有「周邊少數民族的複合心理」、「愛憎症候群」的現象產生。而中、日、韓、臺的知識人亦都曾經對西洋文明的衝擊等於「近代性」產生過矛盾、對抗與認同，今日我們面對 21 世紀的全球化思潮，文化無國界的時代已經來臨，「唯我民族最優越」的舊思維已經過時，跳脫「自我中心論」，建構融合與共生的多義性及多層性，或許是現代知識人應該思考的方向。